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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0月9日,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。南京大屠殺歷史,成為世界記憶、人類記憶。然而迄今對南高雄年菜外帶2018京大屠殺事件的認知程度,依然堪謂中日兩國關係的晴雨表,對其研究也一直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。在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中,遇難者人數爭論最為激烈。1947年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定:「我被俘軍民被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,有單耀亭等19萬餘人。此外零星屠殺,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15萬餘具。被害總數達30萬人以上。」

數字懸殊相距甚大1948年11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書中稱日軍在南京屠殺20萬人以上。中國學者基本上依據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判決書,同時輔以新發現的資料進行論證研究,認為總數在30萬人以上。在日本,對於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卻有不同的看法。根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立場不同,日本學者可以分為3派:即大屠殺派、中間派和虛構派。據2001年日本《諸君》雜誌2月號的問卷調查,虛構派認為死亡人數接近於0或因史料不足無法回答;中間派認為有1至4萬人;大屠殺派大多認定在10多萬人至20萬人之間。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從無限接近於0到10多萬、20萬、30萬人以上,其數字懸殊如此巨大,這在歷史學研究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。馬克思曾經說過:「一門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,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。」通過定量與定性的交互印證,對於深化南京大屠殺史研究,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。與廣島長崎原爆後不久日本社會即開展受害者調查不同,也與納粹屠猶過程中對猶太人的登記造冊不同,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對被害中國軍民沒有登記造冊,日軍占領南京後,是長達8年的日偽統治,對遇難者的調查與統計工作存在諸多不足之處。截至目前,我們根據各類調查檔案文獻和口述資料整理出1萬6千餘份遇難者個人信息,雖與南京大屠殺期間遇難者實際人數有較大差距,卻對使用統計學方法的開展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數據樣本。量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優勢是,能夠發現靠傳統文獻閱讀無法發現的隱藏在歷史資料堆裡的史實。通過對被害者基本情況統計統計分析,我們可以得到以下數據:一、從被害者身分看,97%是平民。二、從被害者性別看,男性占84.83%,女性占15.17%。男性被害的比重遠遠高於女性。三、從被害者年齡構成看,15至49歲之間的青壯年男性被害的人數,占到有年齡記載的被害總人數的77.78%。如此之高的比重無論對南京的潛在抵抗力,還是對社會的生產能力,都是致命的打擊。四、從被害地點看,在安全區和難民營內被日軍拖出而遇害的約占27%;在市民家中和工作場所(如店鋪、銀行等)遇害的占到55.86%。其餘的17%,大多被日軍棄屍路上或在郊外避難而遇害。五、從被害時間看,城破之時和城破1周之內(即1937年12月13日至21日)的罹難者占全部有被害時間顯示的被害者的80%左右。上述遇難者信息的量化分析,一者,印證了日軍對華戰略的調整和日軍「殲滅戰」的作戰企圖。日軍占領南京後,在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3次「屠殺令」的縱容下,延續了攻城時的暴行,除在城內外繼續掃蕩敗殘兵外,亦從14日開始在安全區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士兵,並不惜因此與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發生衝突,故而出現如此集中而高頻率的屠殺現象。二者,國民政府的戰略失誤間接擴大了遇難者的規模。在部署南京保衛戰時,國民政府對日軍的戰略意圖認識不足,主要通過各種渠道探索中日「和平」的可能,而軍事部署也是為其外交交涉服務,加之將才任用不當,南京保衛戰中組織撤退情況混亂,大批中國軍隊滯留城內。日軍認為國際委員會未能將敗殘兵集中安置,而且什麼標記也沒有,這給他們的搜捕工作增加了難度。「現在是把他們認為曾服兵役的難民,不管是否冤枉,加以集體的屠殺。」在這一過程中,許多青壯年平民也被當成中國士兵遭到屠殺。前述被害者身分、性別、年齡比等各項統計數據,均可印證。加強年輕一代認識今年是南京大屠殺發生80周年。在日本,虛構派人數雖然不多,能量卻很大,他們與保守政治家緊密合作,通過各種社會活動竭力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,強烈灌輸社會大眾的「身分」意識,從而使得大屠殺離真相越來越遠。作為年輕一代,需要深化對這段歷史的認識,既要關注日本的戰爭責任,還要將其放在人類歷史上來思考,通過歷史教訓的學習,開創世界和平、人類共存的新紀元。(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、民國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)(旺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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